牟新艇，祖籍山东，1950年生于湖北红安，长于军队大院。北京二十五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。1968年赴山西插队，后返京当工人。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。从事过团委党务、企业管理、经济研究、领导秘书工作。1985年进入新闻界，曾任消费日报社副社长兼购物导报总编辑。原题
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
那个年代的故事（摘选）
作者：牟新艇
现在的青年人对“出身”这一概念早已没有任何感觉了。确实，因为它已被归入“历史名词”一类，快要成为“文物”了。然而30年前决非如此，在以“斗争”为纲的年代，“家庭出身”对一个人的影响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！下面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故事，因为这是一件真事！但却又是一个故事，因为它发生在30多年的“从前”……健民是我中学的校友，共和国的同龄人，高我一班。由于他的品学兼优加之“根红苗正”（家庭出身为工人），在班里不仅担任了班干部，而且还兼负了国家重要的外事任务：在校内陪伴柬埔寨国王诺罗敦·西哈努克的长子诺罗敦·纳拉迪波王子的学习与生活。西哈努克亲王很有战略头脑，出于小国安全的考虑，他对所有大国强国一律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，把自己的孩子分送到中国、美国、苏联、法国等国去读书。除了培养深造的目的外，也是其外交方针中的一项措施。纳拉迪波王子在学校学习非常刻苦努力，特别是他的毛笔字经常作为优秀作业在校“学习园地”展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1965年中考的作文题目是：“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”。鉴于纳拉迪波王子的情况，教育部门特示，他可以另行选题。而王子坚持以“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”为题。他的这篇作文，成为当年中考的范文，一时在北京市各中学传为佳话！因为同样优秀，健民与王子的交往也是非常亲密，或许可以这样说，王子的“优秀”与健民的“陪读”是分不开的！那个时候，健民享受着“被组织信任”的幸福，生活在“阳光灿烂”的日子……1966年，一幅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血统论对联，拉开了北京市中学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序幕，紧接着“破四旧”、“打、砸、抢、抄、抓”形成的所谓“红色恐怖”，把家庭出身与成份的重要性推向了极至！以至于人们开口说话，必报“出身成份”，所有人都被归入了“红五类”“黑六类”“麻七类”。红五类：即出身为革命干部、革命军人、革命烈士、工人、贫下中农；黑六类：即出身为地主、富农、资本家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派分子；麻七类：即出身为城市贫民、小业主、中农、自由职业者、教师、职员、店员等。“出身”成了划分革命与反动的最高标准！这样的情绪与气氛一直延展到了1968年初春，征兵工作开始。健民这样的“红五类”自然报了名，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去当兵肯定是板上钉钉，没有疑问。谁料张榜公布，大红纸上却没有健民的名字！他当即找到军代表询问原因，结果却使他和所有人大吃一惊：他的“工人出身”不够纯正！健民心急火燎地回家追问父亲，这才知晓了一段父亲本不愿再提起的伤心往事：近30年前，他父亲在崔月犁手下（崔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、卫生部部长）曾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领导人，在华北平原一带打鬼子闹革命，声名显赫。然而“小农意识”使他父亲出了“经济问题”，由此，离开了武工队，默默无闻地几十年，由农民到工人，最后成为八级木工！健民来不及品尝父亲在自己儿女面前讲述“历史问题”的那种酸楚，他的本意只是想弄清情况去向军代表申辩、表白，去争取当兵的权力！然而当他陈词再三，却仍然看到军代表那惋惜无奈的神情时，健民当即拿过一张报纸，毅然咬破十个手指，写下“保卫党、保卫毛主席”的血书，表达了他坚决要求当兵的决心！屋里所有的军人都被震撼了！本来就喜欢健民的军代表也被深深地打动了！他拉着健民那被咬破十指的双手，激动地说：我们不送这样的年轻人去当兵还送谁呢？在军代表的努力下，健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，来到大连某野战军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……然而，三年的当兵生活，出身“不够纯正”的梦魇并未远离健民，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训练、工作、学习、劳动，尽管他付出了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去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，尽管他多次要求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，以求在战场上用生命显示自己忠于党、忠于革命、忠于毛主席的赤胆忠诚！但是在那种个个都是根红苗正的群体中，健民终因“出身问题”而没能入党！生性喜欢奋斗的健民终于有些灰心了，他回京向亲人、向同学、向朋友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，大家在安慰之余，都劝他早日复员，回北京找个好工作。建民接受了“申请复员”的建议，然而在私下他向我表示：复员后坚决要求把他分到最艰苦的地方或部门去！我了解健民，他是心有不甘！他希望在艰难困苦中向党、向组织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！是“事有凑巧”呢，还是“天不绝人”，健民“申请复员”的消息，被一位同学的父亲知道了，恰巧这位同学和健民住在同一条胡同，因此，这位同学的父亲对健民的了解可谓“知根知底”。他找到健民谈话，希望到他所任职的汽车工业公司工作（他在汽车工业公司任党委书记）。健民还在犹豫，而大家则劝他，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。或许是我的一句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我说：你奋斗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求得党组织的信任吗？现在你还没去，党委书记就这么信任你，你还等啥！1972年，健民惜别了他的军营生活，来到了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上班，由于有了“组织上”的信任，他又走上了幸福和顺利的坦途。三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但没有成为他进步的障碍，反而增加了他的“政治资本”，再加上他吃苦耐劳、勤恳工作的本性，一年多后，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，健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共产党，并被任命为公司团委书记。再往后，健民先后被派到分公司担任党委书记、分厂厂长、总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，最后，被任命为该公司最重要的总装分厂厂长。谁都看得出来，健民已明摆着是上级“重点培养”的对象，前途不可限量！说时短，那时长，此时已到了1976年，健民已到了27岁的年龄。用大众百姓的话说，解决了“组织问题”，就该解决“个人问题”了（请注意中国文字的巧妙措词，外国人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切都成了“问题”）！健民当团委书记时，很多女孩子向他示好，有几个表达的很明确，当我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选择一下时，健民却一脸正色地说：不能利用工作之便！越在这个岗位上，越不能在本单位找对象！他的话虽然令我尴尬，然而我理解他，那就是他的性格！这期间许多热心人都在帮他介绍，健民也很认真地接触过两三个，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往往是一年过去，无果而终，两三个交往过后，三年多的时间也都耗去了！公司的大姐们看着比健民还要着急，她们纷纷“指责”说：你这么认真地谈啊，这么长时间考察啊，你也太正派了！一年只谈一个，这怎么成，你的青春年华够你耗几年的？你得改变策略，同时见几个，同时几个谈！经不住大姐们的劝诱，健民终于答应同时见同时交往几个了。然而刚过了一个多月，健民便找到我们说：不行！我受不了了！同时见几个，我都忘了跟谁说过什么了，全乱套了！健民的话一下把我们全逗乐了！我说：谁叫你错过当团委书记的最佳机会呢！现在你自己尝尝“正派”的后果吧！哈……似乎是在1977年的一天傍晚，很久没有联系的健民敲响了我家的门，打开门一看，健民的身后跟着一位女孩，很不自然地站在那里。我赶紧请他们进屋，心想这一定是健民的新女友，而且一定是他满意的一个，否则他是不会带到我家来的。我的猜想没错，健民在简短的介绍语中，透着热恋中的幸福与自豪。我打量了这位女孩一眼：白皙的皮肤，黑黑的头发，绝对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，不说惊人，但很经看。得体合身的衣衫与她内向的性格协调淡然，只是在她单纯的眼神中似乎还闪烁着什么，是柔弱，还是羞涩，我一时没有看清。她叫阿静，简单的交谈中，知道她在一个工厂当工人，与健民已来往半年多了，都很满意。健民告诉我说，他已向组织汇报了，请求组织调查政审，随后他就准备着手婚事了…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，我去二里沟办事，恰巧路过健民的工作单位，顺便去看望他。当问起他与阿静关系的进展时，健民一脸不解地说：阿静的母亲过去很喜欢他，每次到她们家都把他待若上宾，让他自己都十分不自在。阿静的弟弟也一口一个“姐夫”，叫得他很不好意思。但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，冷若冰霜不说，还常常下逐客令，不是说天晚了，就是说有事要做。过去临走时，阿静的母亲总是要阿静送健民。为此经常是健民推着自行车，阿静在一旁走，可谓“漫漫长安路，娓娓知心语”（阿静家在六部口，离西长安街很近），你送过来，我送回去，直至深夜仍恋恋不舍。但是现在，不但不许阿静出门，还说大晚上在外面不安全。健民几次追问阿静缘由，阿静都说自己也不明白，再深问下去，便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泪流满面，让健民也问不下去了……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一天下午，健民破例到单位约我出来，就在西长安街上，电报大楼前，他红着眼圈，语气低沉、一脸悲伤地告诉我：就在昨天晚上，就在这里，他和阿静分手了。听完，我无言以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开口问为什么。原来，当健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与阿静的恋爱关系后，党委组织部立即着手了对阿静及其家庭关系的“外调”。结果是：阿静的家庭出身有政治问题，其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，倒卖全国通用粮票，投机倒把，被判刑十年，是劳改犯，至今在外地劳改农场就业。当组织部长语气严厉地对健民说：“这个女友“政审”没有通过，不允许再继续交往下去！我们要对你的政治前途负责！”时，健民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几近咆哮地说：出身！出身！又是出身！我要的是阿静，不是她的出身！难道还要她一个女孩子为自己父亲的问题再去承受一辈子吗？看到健民发火，组织部长倒是口气平缓了下来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其实外调工作早就结束了，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找你谈话，是我们犹豫再三，不希望你受到打击。但你是公司选定的“三梯队”成员，在上级组织部门已批准备案，和这样的女孩交往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！健民辩解说：我要娶的是阿静！她父亲有问题但不在北京，我可以划清界限，永远不和她父亲来往！只和她的母亲、弟弟在一起总该可以了吧？话音刚落，没想到组织部长的口气更加严厉了：你相不相信组织？我找你谈话是为你的前途着想！没想到你这么执迷不悟！有些事本不想和你说那么多，但现在我要告诉你，她母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你知道她那个弟弟吗，那是她妈搞破鞋和别人生下的野孩子……健民的脑袋嗡的一声！组织部长后面说了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，他低下了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稍后，他静了静心，开口打断了组织部长的话：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，但是有问题的是阿静的父母，而不是阿静！阿静太可怜了，难道历史造成的重负还要让这样一个纯洁柔弱的姑娘去承受吗？我宁可不要政治前途，宁可下车间去当工人，阿静我是要定了！说完，大步走出了组织部长的办公室，登上自行车直奔阿静去了。一路上，委屈、怜悯、愤怒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他在心底大喊：该死的出身已经害得我够惨的了，我决不能让阿静再受其苦！我要马上向她表白：让他妈的出身见鬼去吧！我健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就要她……谁都不会想到，健民见到阿静的结果竟然是：阿静不要健民了！阿静已经哭了整整一夜，毫不夸张，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。她沙哑着嗓音告诉健民，自从有人上她妈妈单位外调后，妈妈对健民的态度就开始变了，她对阿静说，健民是扰乱她们家的害人精！你要是还和健民来往，就死给她看！而且不管阿静如何哀求，决不改口！痛苦了一夜的阿静最终无奈地决定：只好要母亲，不要健民！其柔弱的性格终于在此起了关键作用。她抽泣着对健民说：不要怪我不够坚强，要知道我父亲长年不在北京，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把我们姐弟俩抚养成人，我无法看着她那样伤心！只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，她为什么对你们单位去外调那么恼怒！那么对你不容！难道就不能不去外调吗？此时，健民的心中已全明白了，本来在来阿静家的路上，他早已做出决定：把一切知晓的事情都埋藏于心底，埋藏一辈子！然而，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……半年后的一天，阿静的母亲突然来到健民单位约他谈话。人多，眼杂，声乱，健民索性打开一辆组装好的汽车车门，就在驾驶室里会见了这位原来本该是他的“丈母娘”。咽声为序，泣声为文。在和健民分手后的半年里，阿静整日以泪洗面，不吃不喝，日益消沉，谁介绍男朋友也不见。母亲心疼女儿，最终妥协，同意她和健民交往，但阿静说，是自己拒绝了健民，没脸再去见他。最近两个月，阿静天天傍晚到长安街健民骑车回家的路上去堵他，她想用偶遇的方式打破僵局，常常等到深夜才归，却不料没有一次堵到健民……阿静永远不会知道，长安街已成了健民的伤心地，他害怕触景生情，因此下班后骑车改走了另一条路，这或许就叫阴差阳错、人不投缘吧！阿静母亲说：健民，我是厚着老脸来见你的，救救阿静吧！她现在瘦得人都变型了！是阿姨不好，阿姨自私！把阿静害了，把你们害了。我知道你们单位去外调了，阿姨求求你不要……“伯母！”健民立即打断了阿静母亲的话，“请不要再往下说了好吗？只是您当时太不了解我健民了！在那样困难的年代，您孤儿寡母生活实在不易，我们做晚辈的，有什么理由去责怪您呢！我希望您永远不要再歉疚，也永远不要再提起，行吗？”健民话音刚落，阿静母亲瞪大了双眼，她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或许是十多年来，她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了！她双手抱着健民，忘乎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，哭声穿透了驾驶室，飞向了车间，飞过了厂房，飞到了京城长安街上空。（本文摘自张琦主编《抹不去的记忆：老三届 新三级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。）